大鎮反

終於有人開始碰這個禁區了。

聽長輩說的，小時候見到在河灘上用機關槍掃射反動份子的景象, 總是令我難忘。

要殺多少人，才要用到機關槍來執行死刑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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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对于建国初的几大历史运动，我们的文学和学术都很少触及，尤其对当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，至今连一本研究专著都没有，是一个可怕的空白。如果说土改彻底改变了农村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，那么“大镇反”和其后的“三反”“五反”改变的就是城市人群。直接的暴力和强大的心理压力，彻底变异了当时人们的旧价值观，也摧毁了基于同事、同学、朋友、家族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。它围绕“革命”和“阶级”所培养起的斗争话语和运动模式，以及人与人互不信任的精神习性，影响了几代人。它不仅清洗了大量异己分子，也第一次向城市民众展示了国家权力的力量。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纲》一书中的数据，“大镇反”全国共处决反革命分子71万人，关押129万人，管制123万人，其中一部分被关押或管制的人，直到1979年后才陆续查实为冤假错案。而《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》认为，当时自杀人数可能就有50万。说“大镇反”是新中国的第一次严打，并不为过。它开创了用数字来量化任务的严打模式，镇压之初就下达了千分之0.5到千分之1的处决比例。一些地方因无法完成任务，只好勉强凑数。当时地方干部很多是军人出身，习惯用武力消灭一切隐患，加上司法人员很少，出现了大量滥捕滥杀、公报私仇的现象。很多地方为完成上级摊派的任务，不得不枪杀国民党起义人员或地下武装人员。比如贵州国民党统治末期81个县的县长，无论是起义、投诚，还是被捕释放的，竟全部被当作反革命分子给杀掉了。

即使规定了处决比例，一些地方也在搞政绩攀比。这从当年的领导批示可看出：“贵州省认为不杀千分之三就不符合准和狠的原则，我倒觉得按贵州人口一千万已杀一万三，省委要求再杀二万二千至二万五千，我们可以允许他们再杀一万多一点，留下一万多不杀，已经超过千分之二的比例，已是按照贵州这样的特殊情况办事，已经算得准和狠了。”全国当时有5亿人，按处决了71万人计算，比例也达到了千分之1.4，远远超过预期。

当年虽然处决了很多人，却未引起社会动乱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抗美援朝战争。在决定出兵朝鲜两天后，国家出台了“镇压反革命”的决定，把握的正是这个时机。刘少奇后来的说法非常形象：“因为抗美援朝的锣鼓响起来，响得很厉害，土改的锣鼓、镇反的锣鼓就不大听见了，就好搞了。如果没有抗美援朝的锣鼓响得那么厉害，那么土改和镇反的锣鼓就不得了了。这里打死一个地主，那里也打了一个，到处闹……”，社会或许就会出现动荡。"